义务重心和权利本位并不矛盾。

但是把自由看得最高的永远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把面包看得比自由更重要。如果评价是客观中立的，基本上就可以评出优秀、良好、一般。

董仲舒是经学大家，他可以解释法，但他是否是社会科学的大家？所以，社科法学如果如同他们解释的那样，那么在中国汉代就存在了。做到独立思考，当然要多看书。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比较挑剔的学生，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远远没有在课堂之外得到的东西多。第一，让人们重温那个时代，知道那个时代出现权利本位，是多么的不容易。第二种是阿拉伯式，宗教就是法律的模式。

车丕照：我是1978年上学跟着成良、显明一起听的王子琳老师的法理课，还有文显老师的法理答疑课，39年后有幸又听了一次法理课，而且非常精彩。第三个是法学话语体系建构，建构一个以权利话语为核心的法学话语体系。前者负责政法机关的机构设置，后者负责政法人员的人事管理。

[53]参见刘忠：《条条与块块关系下的法院院长产生》，《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第107页。以人事安排为例，组长最初由彭真担任，但彭真同时还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北京市、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还担任重要职务。分部管理政法系统干部，就是要设立政法工作部。建立小组制度，最初是周恩来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协调处理好国务院与中央书记处的关系。

[19]关于政府组织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面分设许多机构，……政务院底下，设有三十个单位，……不可能经常领导这三十个单位，所以下面设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第三部分讨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简称央地关系）中，分级归口管理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0日），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以下。[13]本文也将初步揭示，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基于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所奠定的，并且随着制度变迁逐渐形成的。中央迟迟未能成立政法工作部，却为何能够另起炉灶迅速设立中央政法小组？这或许与当时的整体政经情势相关：中央政法工作部成立与否，只涉及干部管理权力是归组织部还是政法工作部，无论归谁都并没有在根本上削弱党管干部的原则。[51] 这样一种政法体制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省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这在检察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57]这就是说，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要，在具体理念、方式上作出调整。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在听薄一波汇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工作时说：我去年出去了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设党组，政务院党组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刘少奇在同月的对中央关于政法系统机构与干部配备等问题通知的批语中写道：中央政法各部门过去工作的检查及今年工作的方针和计划，应分部门向中央作简要报告，并请准备向中央提出讨论和请示的问题。

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职能有一个核心。1960年，中央号召精简机构，公检法三机关开始合署办公：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

[61]中国在司法和国家体制的关系之外，还多了党的维度。检察和公安系统的干部管理模式是：中央一级机构只协助中央管理本系统中属于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和自行管理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负责联系与指导各政法机关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意义是指分析政法体制的形成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的可能影响，而学术意义则是指研究政法体制对于中国法治理论的可能贡献。中央政法委员会较之中央政法小组，是中央的常设职能部门，执行力更强。这种法律与政治关系类型的形成至成熟，也说明法治并非只有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和样态。

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和中央一级的机构一样，也只协助同级党委管理干部和管理本机关中不属于上级和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51]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这样，地方是块块，中央也是块块。多数常务委员兼任一些重要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

负责牵头管理政法干部的党委组织部。如果法院党组与地方同级党委意见不一致时，又该如何处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认为：遇有经党委确定要杀的案子，法院发现确有不杀的事实根据时，应向党委提出意见，党委确定还要杀时仍可声明保留意见向上级党委反映。

[36]这就是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协助中央管理本系统的中管干部，而对于本系统中的非中管干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也有协助地方党委管理的职责。直到1960年12月，组长改由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担任。[16]参见[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下册，温洽溢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9页。（二）检查党的政策、决议在有关部门中的执行情况。

这样，各系统内部干部的调动，统由中央管理干部的各部分别自行办理，报请中央任免的干部，应由中央管理干部的各部分别加以审查，并分别报送中央，而不必由中央组织部统一上报。当代中国的政法体制是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形成的，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条块关系中，以块块管理为主的同级党委领导体制。

这里的体制概念，不仅指代国家政权的组织运作体系，还指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作体系。[3]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以下。

[49]《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取消党委分管书记名义的意见》（1962年7月10日）。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历史经验教训，彭真在复出以后，建议中央另设中央政法委员会作为党的职能部门，并担任第一任书记。

（二）学术意义 研究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探索形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的政法体制能否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理想类型？从经验上观察，政法体制是单向度的二元的党和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50]也就是说，各级党委不论是设立政法工作部或政法小组，还是政法委员会，作为归口管理各政法机关的职能部门，最终都是要实现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政法的任务。正如钱穆教授所言，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29]实际上，所有系统的干部都归由党委组织部牵头管理。

[55]最近，就学术界关于党与法关系的讨论和实践中个别党的领导干部干涉政法工作的现象，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16]这是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具体来说，它又涉及央地关系和条块关系。

一年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政法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人事机构，合并成立中央人事部，负责管理全国政府系统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以及各项人事管理事宜。这样的规定大大增加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负担。

当前正在大力推行的政法系统的组织人事改革，是我国政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中共中央为此专门下文强调：在宪法颁布后，检察机关将实行垂直领导，但是这里所说的垂直领导和双重领导，都是指国家组织系统中的领导关系而说的，决不能把这误解为地方党委对本级检察署的工作可以放弃领导，更不是说，各级检察署的党组和党员，可以不服从本级党委的领导，或者检察署的党组也将实行垂直领导。